湄潭置縣后正式劃入貴州管轄。這以后的三百余年，貴州兵燹不斷，戰禍連年，戰亂給人民帶來無窮的災難，湄潭卻因此引來大批移民而促進了本地經濟文化的發展。

貴州給外界落后，蠻荒的印象，除地處偏遠，交通不便，信息閉塞的原因，輿論導向也是一個重要的因素。“貴州”這個名稱始見于宋太祖（賜普貴敕）中“惟爾貴州、遠在要荒”一語。古地理書《禹貢》把中國疆土分為五個地域，名為“五服”，以京城為中心由近及遠分為甸服、侯服、綏服、要服和荒服。要服與荒服是最邊遠的少數民族地區。“遠在要荒”是說貴州屬于遠離中原的蠻荒之地。在宋太祖之前，漢朝司馬遷“夜郎自大”和唐朝柳宗元“黔驢技窮”的故事，已固定了中原人對貴州的看法。柳宗元還有一句更難聽的話，“播州非人所居”。唐朝元和年間寫過《捕蛇者說》的大才子柳宗元和《陋室銘》的作者大名士劉禹錫參與王叔文改革失敗，唐憲宗決定把柳宗元貶到柳州，劉禹錫貶到播州，柳宗元驚呼播州不是人住的地方，怎么去得？當時，還有一個歷史上頗有名氣的宰相裴度也說過：“播州猿猴所宅”。照這句話理解，那時的遵義、湄潭一帶只能是猿猴住的地方了，這樣的輿論導向自然阻礙了貴州乃至遵義地區的開發。

大思想家老子有句名言“禍兮福所倚，福兮禍所伏”。戰爭的不幸卻給湄潭帶來經濟、文化發展的機會。湄潭歷史上幾次重大的變革和事件都與戰爭有關。平播戰爭導致了湄潭縣的建置，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紅軍長征駐扎湄潭，國民政府中央農業實驗所在湄潭建立實驗茶場，四十年代浙江大學西遷湄潭辦學等影響湄潭政治、經濟、文化發展的重大事件都與戰爭有直接的聯系。

湄潭置縣后，周邊地區不斷發生戰爭，戰亂時間，湄潭的青山綠水是人們避亂，生存的福地。

清順治七年（1650年）孫可望派兵攻遵義，一批巴蜀移民涌入湄潭避亂。這些移民制茶釀酒，燒窯熬糖，編制竹器，開設茶館酒樓，同時帶來了川劇、評書、金錢板、蓮花落。以后四川移民不斷的涌入，對湄潭的影響最大，湄潭的生活習慣，風俗人情，語言文化無不烙上濃郁的巴蜀特征。

清康熙十二年（1673）吳三桂反清，后稱帝于湖南衡陽，荊楚湘贛一帶成為戰場，大批荊楚移民為避戰亂入湄。荊楚人善商賈，工印染、織布，永興因系當時上八府與下八府交接之地，荊楚移民選擇這里做生意，造就了一個繁華的商埠。一時間，湄潭的印染業，織布業頗為發達，永興也有“一打鼓（今金沙縣城）、二永興、三鴨溪、四茅臺”之譽。荊楚移民帶來了荊楚文化，光緒志載“正月元宵，城鄉剪彩為燈，名曰‘花燈’。揀少年為女裝，伴以鼓樂，沿門踏唱，又多燭龍，頗類楚南”。可見湄潭至今仍流行的“花燈”是從荊楚傳入。

清咸豐、同治兩朝，貴州爆發了著名的咸同農民大起義，戰爭不斷，各地移民不斷來湄。為避戰禍，湄潭各地建起不少囤堡。有些軍事城堡至今尚完好，如洗馬鄉境內的燈籠山營、洞溝營、普字山營，筆者曾去考察過。燈籠山營堡建在山頂開闊處，前后斷巖如削，羊腸曲道，行者多眩，營堡城墻高達丈許，俱由巨石壘成，石門、石柱尤在，城堡可容千人，真不知當時在無機械的情況下，先人是怎樣修筑這樣宏偉的城堡。普字山營緊鄰場鎮，此營歷史最久，原系吳三桂軍駐扎之營，城堡上現建有電視差轉臺。洞溝營建在山洞內，洞高數大，闊十余丈，深達十里，洞內有營房建筑，垛口上原架有鐵炮，有一股清泉從洞里流出，向里走有寬有窄，有不少千姿百態的鐘乳石和海生物化石，證明遠古時代這里曾經是一泓大海。這些軍事城堡如果開發，具有較高的經濟旅游價值。

發生在咸同時期的農民起義戰爭有這樣一個插曲：郭沫若的外祖父杜琢章曾在貴州黃平代理知州，清咸豐七年（1857年）農民起義軍攻破黃平城池，杜知州見大勢已去，自已殺死了4歲的女兒后自盡于公堂，其妾和另一個7歲的女兒也跳水自殺。郭沫若的母親當時被一位奶媽背出逃生，在湄潭躲藏了一陣才回到四川，郭沫若母親后來嫁給郭朝沛，才有了郭沫若。